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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与《格致汇编》
字号 +字号 -】王铁军
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是中国近代第一份科学普及期刊，开创了在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进行科学启蒙、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先河。
傅兰雅(1839—1928)，原名JohnFryer，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贫困的家境使他从小养成了发奋学习、努力向上的性格。他自幼向往中国，萌生来华工作的愿望。稍长，曾在酒厂当学徒。后得政府助学金就读于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21岁，受聘前往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至京师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1865年，南下上海任英华学塾教习。复于1868年转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编译，并主持馆务。1874年，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1875年主编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1885年创办当时唯一的科技书店——格致书室，书室曾被称为“中国青年学生学习西学的麦加”。傅兰雅一生在华20余年，翻译、出版过逾百种科学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
傅兰雅除翻译科技著作外，也翻译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国际法评注》等。1885年译刊的《佐治刍言》，对康有为的重要著述《大同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896年译刊的《治心免病法》对谭嗣同“仁学”世界观的形成，也产生过重大作用。
一
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后的第二年，傅兰雅启程来华。
此时的中国，虽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耻辱，但王公大臣们仍以“天朝大国”自诩，甚至说不清“大不列颠”为何方神圣。蒙童入学，读的仍是“子曰诗云”，对学习被称作“格致之学”的自然科学嗤之以鼻。
中国有识之士的眼光开始越过国界，投向西方先进国家，想弄清楚西方列强到底是凭什么取得了船坚炮利的强大国力的。清政府开始聘用洋教师、洋工匠、洋顾问，以求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时，西方列强通过被大炮轰出来的开放口岸，向中国派出了传教士，希望藉此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然而此时，与二百多年前第一批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有了截然不同：那时的中国，国家强盛，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宽容、吸纳；而战败的耻辱使此时的中国对西方文化本能地拒斥。这种反差，恰好反衬了西方二百余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中国闭关锁国带来的停滞、落后。傅兰雅看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写道：
“利玛窦诸人著格致书后，越有二百余年，此时内泰西格致大兴，新理迭出，而中国尚未之知也。”（《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二
傅兰雅来到中国后，很快掌握了中文，头几年辗转香港、北京、上海，于1868年脱离教会，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译书生涯。
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曾国藩创办的我国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当时生产中苦于对现代科技知之甚少，急于翻译西方各种科技著作，主事的徐寿（1818—1884）等人“因想一法，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故向官方建议设立翻译馆，获曾国藩批准，于1868年6月开馆。傅兰雅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专职外国译员。
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签订的合约规定，“除译西国格致制器外，局中不可另有他事以分译书之心；
“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
此说虽有“拔高”的意味，却也真实反映了他的实际。
187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倡议建立“格致书院”，以作为研习和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场所。倡议一出，得到了各方热烈支持。傅兰雅作为董事会董事参加了书院的创办。筹办格致书院，促动了傅兰雅创办一份科技期刊的念头。这个念头的产生，有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几年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虽多，但“已译成之书大半深奥，能通晓之者少，而不明之者多。”应办一刊物，“将格致要端以简法译成，凡初学者可藉为阶进。”（《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其次，“所虑者僻处远方购书非易，则门径且难骤得，何论乎升堂入室。”故应办一普及刊物，“先从浅近者起手，渐积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徐寿：《格致汇编》第一年第一卷•序）
再次，恰在此时，北京的一份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可借此以续办的名义另办一刊物，将其编者、作者和读者争取过来，傅兰雅为此在后来出版的《格致汇编》封面写上了“是编补续中西闻见录”的字样。
最后，格致书院答应拨一间房作为新刊物的办公室。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第一份科学普及期刊——《格致汇编》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
三
格致之名，得自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格物致知。《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后两千余年，学者们对这个命题给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到了晚清，格致一词已专指从西方传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盖取其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其知识之意。傅兰雅对刊名没有更多推究，在他眼里，格致仅是代表科学技术的一个词汇。他更关注的是，新的期刊要在促进探究精神的同时，努力在中国传播通俗易懂的实用科技知识。然而中国人（连那些对西洋有相当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却要从这刊名中找出微言大意，并对这第一份科技期刊寄予厚望。与傅兰雅长期合作的徐寿在《格致汇编》创刊的第一卷上做“编序”说：
“致知格物之学乃修齐治平之初级工夫，朱子所谓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穷知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不因其已知之理而求其未知之理，循此而造乎其极，则必于理有未穷而于知有不尽矣。”此刊问世，“盖欲使吾华人探索底蕴，尽知理之所以然而施诸实用，吾华人固能由浅入深得其指归则受益岂能量哉。”
他把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了起来，而这恰恰是晚清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所认定的强国之路。另一位改良主义者，曾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则做了进一步分析：
“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非内外之有所殊也。古圣人兴物以前民用、智者创、巧者述，举凡作车行陆、做舟行水、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皆凭实事以致用，而非虚构其理也。特中国儒先耻言功利，不如西人之矜言创造、夸多斗异尔。方今海宇承平，中外辑睦，通使聘问，不绝于道。西国之讨论中华经史者不乏其人，而吾儒亦渐习彼天文地舆器数之学。涉其藩，若浩博无涯NBF
他因有在东西方生活的切身体会，故能对双方文化作比较。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耻言功利”“鄙弃工艺”，致使古已有之的格致绝学消亡；而西方人“矜言创造，夸多斗异”，加之“研之至精”，“奋志经营”，因而“日臻富强”“雄视宇宙”。有了这样的体会，他特别希望中国发展科技，以此强国。现在傅兰雅以一介西士，“不殚采辑之烦，译述之苦”，出版科技期刊，进行科学普及，用心“可谓勤且挚矣”。
四
期刊，是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每期版式基本相同，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我国自晚清开始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出版物，在《格致汇编》出版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期刊出现，但都是新闻类或综合类，间或发表一些科技文章。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期刊，《格致汇编》是第一份。虽然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书籍的版式和装订形式，但只要检视整套《格致汇编》，便会发现，它具备了近代期刊的全部要素。
刊期：《格致汇编》光绪二年正月（1876年2月）创刊，此后每月出版一期。至光绪四年二月（1878年3月），因傅兰雅送妻子回英国治病而第一次停刊；1879年秋，傅兰雅返回中国，第二年，即光绪六年三月（1880年4月）复刊。此次复刊，仍然每月出版一期，直至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因亏本较多而第二次停刊；第二次停刊后，因“数年来西国格致之学日新月异，视前辑者已成陈迹矣，苟不随时译公同好，大失辑《格致汇编》之本心，况有远近诸友怂恿劝续声不绝耳”（《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格致汇编馆告白》），傅兰雅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再次决定复刊。这次复刊，改为季刊，每期增加了页码。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因傅兰雅要赴美参加世界博览会，《格致汇编》第三次停刊，此后再未复刊。
版式：《格致汇编》由《申报》馆印制，铅印，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线装，双栏，单鱼口。十余年间数次停刊又复刊，版式基本未变。
编号：《格致汇编》创刊到第一次停刊，每期均称“第Х年第Х卷”。第一次停刊于“第三年第二卷”（1878年3月），复刊时从“第三年第三卷”（1880年4月）续排。第二次停刊于“第四年第十二卷”（1882年1月），复刊时从“第五年第一卷”（1890年春季）续排，仅出版时间改称“春、夏、秋、冬”，至“第七年第四卷”（1892年冬季）终止。
栏目：《格致汇编》的栏目基本固定，每期刊发数篇译文，然后是三个固定栏目：算学奇题、互相问答、格致杂说。三个栏目中以互相问答最受欢迎，曾有数期停办，又因读者要求而恢复。另两栏目也间有停办。到杂志后期，还曾办过诸如“博物新闻”、“披阅新书”等栏目，但都时间不长。
其它：《格致汇编》作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期刊，也刊登广告。最多的是格致书室的广告，其中所售书名、每册售价、书室地址、另备书目可以索取等内容一应俱全。《格致汇编》还刊登过国外几家科学仪器制造商的产品广告。
发行：由于是“续补”《中西闻见录》的关系，《格致汇编》一创刊就接过其代销点24处，以后逐年增加，最多达到80余处。上海周围地区、长江沿线、东南沿海、京津地区乃至新加坡、日本，都有它的代销点。
五
傅兰雅在编辑《格致汇编》时，以发表译文为主，也发表少量的专门文章。他翻译科技文章与翻译科技著作一样，采用的是“口译笔述”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国至少已存在上千年了，傅兰雅及和他同时代的在华传教士等翻译家，大概是最后一批口译笔述者。这种方式是这样工作的：
“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意，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既脱稿，则付梓刻板。”（《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口译”者要有很高的汉语水平和科学造诣。傅兰雅的汉语水平很高，能说数种方言，在当时的在华外国人中数一数二。然而作为师范生，他的科技水平原本有限。但他当初为了胜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就曾为自己“恶补”科技知识，经过多年的科技翻译工作，加之自己的努力，他已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做“口译笔述”已足够了。
既受聘于翻译馆，就要受翻译馆的制约。译哪一类书，要听江南制造局及其上司的，由不得自己。如兵工生产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书，就非傅兰雅所愿译。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他的愿望是“凡见西国有益学术，则不惜工费而译成书，以便传通全国。”而这个愿望要借助《格致汇编》来实现。
《格致汇编》在介绍近代科技基础知识的时候，注意与已有科学译著相配合。已有科学译著中尚少的日用工业技术、科学实验及其实验仪器和医学、农学等，都是介绍重点。以其创刊号为例，除序言和“算学奇题”、“互相问答”、“格物杂说”三个专栏外，共发表长短译文九篇，分别是：
格致略论（附图）（自英国幼学格致中译出）（未完）
算器图说（附图）（自造算器家书中译出）
日本效学西国工艺（自英国贸易编译出）
汽锤略论（附图）（自英国格物类编摘出）
韧性玻璃（自美国格致月报中摘出）
印布机器（附图）（自英国格物类编摘出）
有益之树易地迁栽〔英〕玛高温医士
轮锯图说（附图）
西国造糖法（自英国工艺书中摘出）
九篇中，除署名玛高温一篇外，其余八篇均为傅兰雅所译。第一篇是介绍一般科学常识的，其余各篇都是有关制造工艺技术的，为了更直观、更易于普及，文中还附有大量插图。其中既有关于国计民生的机器制造和使用，也有事关日用物品的技术。这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想读而又很难见到的资料，当然大受读者欢迎。因此第一期《格致汇编》3000册（就是现在，对科技期刊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一出版便销售一空，以至不得不重印。以后的各期中，还译刊了诸如造船、火车、铁路、采煤、炼钢铁、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和电灯、电话、火柴、针线、制砖、制米面、榨油等日用技术以及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技术等等大量译文。
在《格致汇编》的专栏中，最有特色、最受读者欢迎的，是“互相问答”。这个栏目是编者为回答读者问题而设。问答的范围相当宽泛，这恰是当时国人初识西方近代科技，迫切希望了解其所以然的表现。来信读者地域分布也很广大，反映出《格致汇编》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以1878年1月出版的第二年第十二卷为例，这一期的“互相问答”共有十则：
山东友人问云：火油一物甚为便用，但其臭气实为可恶。想西国必有法能灭其臭，请问若何灭法。
湖北来信云：山中开煤矿，其洞内难通外气。请问有何法能令外气通入，冬夏合宜云云。
香港
溧
嘉兴来信问：催花早开，闻东洋有此妙法。不知其法如何。
杭州来信问：西国有测冷热或电气等表，未知亦有测光之表否，请问光有何法可测之等语。
汉口来信云：常见有风旋成螺旋形，中国名为旋风，又名羊角风，其旋转时能带动各物，旋至空中，请问此风因何而成，致有如此之力云云。
上海友人问：吸铁条以何法能令其受最大吸铁力，又以何种铁料为之最佳云云。
南洲某君问云：鸦片之物，害人实甚，……不知此烟幻术何若是之深，且灵耶果为何质所成。并问有何灵妙之药能戒绝烟瘾而不再食。
对以上十问，傅兰雅或自答，或请人代答，都一一作了回复，且解答基本符合近代科学。这十个问题，可谓五花八门。在现代人看来，有些问题已很可笑。但请不要忘记，这些问答发生在120余年前。以那时的国情和国人的知识水平，一个外国人，不厌其烦地答复读者询问，脚踏实地地做着科学普及工作，是多么难能可贵！
当然，《格致汇编》也并非十全十美，它介绍的有些知识在当时就已显陈旧，且有个别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但终究瑕不掩瑜，我们也不应对前人过于苛求。
六
傅兰雅翻译科技著作，编辑《格致汇编》的时候，正是清王朝逐步走向灭亡的时候。尽管清朝统治者也曾“变法维新”，也曾实行“自强新政”，它灭亡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在这样的时代宣传、普及先进的科技知识，无法得到政府的真正支持，更难于与自大、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抗衡。这注定了傅兰雅的工作难以结出更多的果实。终于，他接受了美国加州大学的聘请，离开中国赴美执教，并终老美国。
但是，他的工作意义非常。他的科学译著和《格致汇编》为封闭、落后的中国推开了近代化的一道门缝；二十余年的科技翻译和普及工作，产生了一批虽然不多却也引人注目的科技人才；科技术语的翻译确定原则影响至今；新科学的引进，不但引起了国人对西学的空前关注，最终还引发了教育制度的变革。他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写道：
“考中国古往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亲睹华人得其大益。虽不敢期中国专以西学考取人才，然犹愿亲睹场中起首考取格致等学，吾其拭目望之矣。”
可以说，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中国人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英国人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与他同时代的人便称其工作“实为先路之导”（《格致汇编》第二年第十二卷•申报馆稿）；梁启超在其《西学书目表》中称《格致汇编》为“极要”。他们都给予傅兰雅很高评价。
到了21世纪的今天，“西学东渐”或曰“西学东传”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当140年前傅兰雅向往中国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王公大臣们绝大多数几乎对英国一无所知。乡村牧师的世界眼光和王公大臣的闭锁无知，令人感知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真实原因；与此对照，2001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访华，却慨叹中国学术界对自己的了解全面、深入，而自己对中国却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我们应对此感到欣慰。
【参考文献】
[1]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西学东传人物丛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李亚舒：《中国科学翻译史》(百科史苑)，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原载《世界哲学》，2001年第4期。录入编辑：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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